官讲功力，小吏更讲功力，能够像《浒传》里的宋江到“刀笔通，吏纯熟”是不容易的。这要求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恐吓呵斥的演技要十分纯熟才能吃得开。宋江这厮心机沉，上梁山就是靠着他小吏的经验骗取人心，慢慢架空晁盖取得实权的。但这样的成功范例怎么说都是极个别啊。

幸好个人的自尊心会帮助人主动忽视这些，在心里建立一个比较大的自我保护机制。人不到走投无路神崩溃的地步，这心理屏障都是不容易被拿开的，人总是自尊多过自弃。即使声声自称小民该死，也不会有人真的自认小民，甘心命比旁人贱三分。或者脆如隶一样认命。

至于男隶，份就更卑贱。秦穆公时大夫百里奚，是名门之后，更是一代名臣，可这名臣的价却非常低，只值五张羊，因为他曾经是个隶。

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臣服在命运之下，认定是老天安排，不仅仅是懦弱的表现，它更是人的一自我保全意识。

（中）

一年收成的大分上，剩下的不够一家人裹腹。这际遇是相对自由民而言，若是姬，则更卑贱，完全没有所谓人自由，个人价值，等同货嫁妆。古希腊更离谱，只要隶主们商量好，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拿来换隶的，比如盐。

类，好像池里的，只是相对的节而。自古以来“民”就是个大而卑微的概念，说它大是因为民众担负起一个又一个个王朝，建立它们又毫不吝啬地摧毁它们，历史的真正推行者不是被时间选来站在风狼尖的英雄豪士，而是民众；说它卑微，是因为在以前的中国，民连独立的概念都没有，常被呼之“生斗小民”小就算了，被人提及还是以生斗计，简直像米铺里的掉在地上的米粒一样不值钱。民众的包容太大：隶，自由民，小吏，甚至是官员，某程度都可以称其为民。若转换了王朝来看，那先一个王朝的帝裔，在新的统治者看来，也只是民众。

看起来，当官确实是比较好的，就此摆脱小民的份，此离隶也更远。可是当官，是当有实权的官，还是当无权的官，是当事的官，还是当事的官，当贪官还是清官都是有本质区别的。《北山》诗云：“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可见同为“王臣”同为“职司”工作并不相等，遭遇也不相同。

小吏严格说起来，并不是官，像县丞、师爷等，是不朝籍的，就算嫖朝廷官律也不会。焦仲卿虽然在他老娘里是个有息人，很有前途。其实他这样的人在庞大的官僚系统里多如，本不是什么希望之星。一辈也可能只是不品的小吏。

世大夫可以用一匹，一匹丝绢换走一个或几个姬妾。像绿珠那样的倾城之，价也不过三斛明珠。现在随便一个女，哪怕你拿着一麻袋明珠，想换她永远以相许都不太可能，更毋论想她为你死。

百里奚的世说起来那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要追溯到周初时才行。周武王封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二儿虞仲的孙在虞国（在今山西平陆县北）。秋时，虞仲有个后人叫奚，因住在百里乡，又称百里奚，他在虞国任大夫。公元前655年，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和虞君都当了晋国的俘虏，成了隶。这时，秦穆公向晋献公求亲，晋献公就把女儿嫁给他，同时把百里奚也作为陪嫁的仆之一送往秦国。百里奚不甘心隶，就在半路上逃跑了，可不久又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国的隶。秦穆公是个有雄心壮志的国君，一直留心收罗人才，他听说百里奚是个有才的人之后，决心把他追回来。他怕用重金去赎会引起楚国对百里奚的重视，就照当时隶的价，用五张羊把他作为逃赎回来。秦穆公同百里奚谈后，对他大加赞赏，封他为大夫，随时向他征询国策。

从诗经反映的现象来看，古代公职人员的福利问题，简直比现在还成问题。不止是《召南·小星》，《邺风·北门》同样是一位位卑任重，境困穷，无诉说的小官吏埋怨公事繁忙、生活困难。

似我这等没有革命的人，无意去谴责什么，有些事，你谴责你的，他存在他的，像小泉那厮，你再谴责，他还不是依然故我？社会现实也是这样，谴责代替不了现实。从古到今的现实就是——职位越低，福利越低，也越容易成为官场倾轧的牺牲品。上了事，常常第一时间拿来开刀垫背，成为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