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烈抵、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分人的利益；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上，这一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理。

范、杨二人又足足辩论了两个时辰，直到天近三更才罢休。

范纯仁立即反击：“任之此言差矣！正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凡事不以正途行之，即便暂时取得一些成果，也必受人垢病，终难持久。”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

任之复又提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杨逸苦笑：“范相公，有句俗话说得好，无论是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许在范相公看来，目前的新法确实有些本末倒置，但只要对大宋有益，又何必纠缠于先后顺序呢？”

对此，杨逸已经很满足了，范纯仁在旧党中声望极，能与之开启一个沟通渠，这对大宋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用兵作战，还讲究个正兵、奇兵呢！对，我这最多只能算是‘奇途’！

我这怎么就不是正途了？

最后范纯仁说：“任之今日所言，其中确有许多独到之，老夫会仔细加以考虑，老夫也希望任之能认真看待老夫所言，大宋经不起折腾了啊！”“今日有幸与范相公一会，聆听到范相公许多真知灼见，晚辈万分庆幸，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聆听范相公教诲，范相公，之前言语上晚辈若有冒犯之，还望范相公大人不计小人过，请范相公受晚辈一拜！”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最终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辩论的气氛很好，双方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翻脸成仇，反而都从对方的上得到了许多新的启发。

大宋面临的主要问题，确实是整治问题，而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是杨逸提的新税法，在肃清吏治方面，都没有提明确的纲领，都有剑走偏锋之嫌，也难怪被范纯仁这类君视为歪门邪，得不到他们积极的支持。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百姓垦荒的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兼并土地的规模；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任之所言，虽不无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本，这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朝廷的赋税还全压在他们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杨逸说了那么多，范纯仁突然来这么一句，让他不禁愣了一下，确实，范纯仁称得上是正人君，行事自然倾向于就班，这完全是一格取向、行事观念的问题。

杨逸听了郁闷之极，就算不是正途，但至少不是歪门邪吧？

这几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