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饥荒，据估计期间全俄约有500多万人饿死，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同期的农民也对苏俄政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发生了反抗征粮的坦波夫叛乱。乌里扬诺夫则认为这是“富农暴动”下令由图哈切夫斯基率领红军使用毒气镇压抗粮农民。1921年2月21日，圣彼得堡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曾经在十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他们要求苏俄当局实现言论自由、解除贸易限制、重新选举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乌里扬诺夫派加里宁前往劝说无效后决定使用武力，令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攻陷喀琅施塔得镇压了水兵暴动。

虽然成功的镇压了叛乱，但1920年至1921年间连续发生的国内叛乱迫使乌里扬诺夫承认：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GC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是错误的。

于是自1921年3月21日开始，苏俄放弃战时GC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余粮收集制，实施实物税;停止配给制，允许商品买卖;放松外贸管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加上随后开始的苏阿，英苏贸易使苏俄经济遂渐走向恢复，虽然还远未使俄国的工农业产品产量成功地恢复到欧占前即1913年的水平，但这一积极政策仍然使得经济濒临崩溃的苏俄看到了彻底复苏的希望。

然而新经济政策却也被苏共左派视为是对资本主义的妥协及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因为不管怎么看，这个新经济政策实际上都更相似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以这个政策在苏联一直以来就存在不少的反对声音。

叶枫点头道：“是的，对比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后，可以看出新经济政策对于苏联其实是有利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其与国际经济的联系，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们永远都不能忽略，那就是意识形态，不能忘记苏联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矛盾，而是一个完全对立的矛盾，他们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被迫行为，实际上这个政策在苏联内部的反对呼声很高，甚至比支持者更高，因为实行这个政策就意味着他们与所追寻的本质即GC主义路线完全不符，是向资本主义的靠拢，此前只是因为乌里扬诺夫的存在，加上苏联经济形势经过连年战争确实已经极为严峻，在没有找到更好更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经济发展道路之前，他们只能执行这个新经济政策，但不代表永远，也不代表现在支持这一政策的那些苏联领导人也会永远支持这个政策。”

“我明白了，不是不能，而是不敢，当苏俄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或者他们找到了更符合他们发展的道路后，他们必然会要废除这个政策，这一点不管最后是谁上台，其实都差不多，想要取得党内多数人支持，他就必须走这样一条路。否则他的地位就极有可能不稳。”李成玉这时出声道。

叶枫点了点头笑道：“为什么我说朱加什维利会是最合适的，其实就是乌里扬诺夫的那个评语做了解释，一个粗暴的，野蛮的，刚愎自用，手腕强硬的领导人才能真正的随时改变政策，才有胆子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政策。乌里扬诺夫担心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用管，他担心的可能就是我们需要的，不然乌里扬诺夫为何担心”

叶文德这时点头笑道：“不错，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管，既然乌里扬诺夫对朱加什维利不放心，那就证明朱加什维利有很大的缺点，可能对苏联未来发展不利，但这些缺点，这些不利对于我们这些外国来说可能就是最为有利的。”